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旋法与演唱特征透视——以两首民歌研究为例.doc

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旋法与演唱特征透视——以两首民歌研究为例

[内容提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中提出了对于“文化生态语境”三个层次的划分方法。本文从上述的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三个层面对贵州官话土家族两首山歌的具体音列、调式、音型、音韵等旋法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演唱这些原生态民歌中需要注意的四个方面要点。本文认为，需要在研究贵州土家族两首民歌过程中，注重对于传统“音乐形态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强调将其内容放到“活态”的、互为“主位-客位”的双重视角进行土家文化变迁背景和历史衍变过程的深度考察，这样才能更客观的透视贵州地区两首土家族山歌中的静态与动态特征。

一、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文化生态语境”

（一）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文化生态语境”

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文化生态语境”是其发展形态与衍变的重要因素。在这些“文化语境”或“文化生态语境”中，还包含了很多个不同的层次关系。这些存在于不同语境中的层次内涵不仅体现出贵州土家族山歌在音声层面与其他有形或无形因素的关系特征外，还成为从“音乐人类学”所倡导精神文化、社会文化和物质文化等“三分法”视角，解读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重要依据。

首先，从社会文化（制度文化）视角而言，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衍变，源于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历史上的多次战乱与迁徙，使得土家族人们更喜欢居住在边远的、封闭的深山区域。一方面，鉴于土家族历史上人口族群数量不大，无力承受长期战乱或自然灾害这带来的后果，所以往往都是采用群居方式；另一方面，这些群居生活方式需要具有很强的集中性，以便于集体应对突发战争、灾害等事件的威胁，需要很大的场地才能满足这种规模性群居、劳作、生产的需求。因此，对于平原地带的选择，既不安全也很少有可能——在长期的耕种历史上，很多适宜开荒、种植的区域早已被其他庞大数量的族群开发完毕，很多都成为皇田、官田。因此，从安全角度、居住生存角度考虑，前往交通极为不便的深山居住，不仅可以躲避战乱，还可以进行生活、生产区域的开辟，因此也就成为土家人的最佳选择。

社会历史上经历的朝代更替与制度变革，鉴于长期以来的封闭性居住环境、原始传统的家族村落模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等，获得这些外部信息的速度是很缓慢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他们的管理也相对无力。因此，土家族在长期的生活、思想方面都保留着传统的原始、原生态特征。直到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土家族人们才开始大规模的从山中迁出至相对便捷的乡镇、城区，也加入了大规模的生存流动大军中。在几十年的流动、经商、谋生等工作中，他们的生活、语言、思维习惯逐渐深入了其他民族、地域的文化特点。尤其是在现代商业社会环境下，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朝着逐渐适应现代生活的趋势发展。

其次，从物质文化视角而言，土家族是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以来生活区域遍布多地山区。但是目前而言，居住比较集中的大多集中在湖北、川渝、贵州、湖南等地域。贵州省西北部的铜仁地区不仅地理位置上紧靠湖南西部区域，还在地貌方面也具有类似性特征，是土家族在贵州的集中聚居地址之一。近些年来，由于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土家族人逐渐搬出既有不便的居住地域，搬迁到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居住，并且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通婚、共同杂居生活中，逐渐淡化了本民族在高山生活时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当前商业社会的冲击与流动工作方式，也使得这些土家族人逐渐融入了现代文明和科技发展中。尤其是近些年来，土家族人对于住房、生活等物质方面的追求也逐渐更加积极，从而打破了原来简朴、单调的山区生活习惯。在物质材料的丰富、物质财富的增强基础上，土家族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观念已经在诸多方面与汉族、回族等其他人口众多的民族差别很小，在物质生活的很多具体习惯、观念、方式等方面都融入到汉族的文化传统中，因此具有很强的“汉化”特征。贵州地区的土家族当前所面临的深度“汉化”的发展趋势，是与物质文化的快速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的。

再次，从精神文化视角而言，与湖南西部的土家族保持着相对独立的民族语言和生活习惯不同，贵州大部分地域的土家族已经严重汉化，土家族的民族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已经难见踪影，贵州省内仅存的土家族语基本分布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一带。沿河自治县周围与四省市相接、境内山河密布、乌江穿越全境、山峦叠嶂的地理、地貌，不仅具有天然的屏障作用，还在生活、文化、经济等发展方面也具有传统、原生态的特点，因此自古就是土家族人们的重要民族聚居地。

围绕着沿河土家族语分布的印江、松桃等周围地域的“土家族语”也并非方言，而是官话版的“土家族语”。这些区域流传着为数不多的官话山歌、傩戏等民歌，好多都是同一歌名的不同演唱版本。

（二）两首贵州官话土家族山歌的“文化生态语境”

“中华民族声乐作品的艺术风格，追根溯源是离不开其所在的地域环境，其地域性特